Jean Kubota Cassill 一生都在使用這台歷史悠久的法國印刷機來製作她的藝術品。

攝影：Sarah Eden Wallace

角力的鬥爭：當長者固執地忽視安全問題

作者：Sarah Eden Wallace

我去探望媽媽，正在跟她喝杯茶、聊聊天（當然也是想看看她的情況，因為她現年93歲，依然堅持獨居生活），然後她突然跟我說：「你知道June走了嗎？」

我頓時有點瞠目結舌，不是因為媽媽的好友去世了，而是因為我在兩星期前早已打電話親口告訴她June去世的消息。

這感覺是…

a)首先，我覺得有點奇怪。這可能是我心目中媽媽有點冷漠的其中一個例子。其實我知道的，第一代的日裔美國家長處理情感的方式就是迴避他們的感受。很有可能只是她並未真正接受June的去世。

b)然後老實說，有點傷人。她不記得我告訴她的話，感覺就像她以另一種方式來無視我說的話。女兒無論說什麼都沒有任何權威。當然，如果是兒子或孫子的說話，那就另當別論了。

c)以及，絕對會感到不安。我打電話給曾在哈佛和麻省理工學院就讀的弟弟，他現在是一名分子生物學家。我們一致認為媽媽的健忘令人很擔憂。忘卻朋友去世這麼重要的消息是否意味著她患上了失智症？然而，大部份時間，她都比我們更活躍：參加大學講座、製作藝術品、為孫子們剪報。所以就連科學家弟弟也感到躊躇。我們需要搜集更多的證據。

Jean Kubota Cassill 的父親GeorgeKubota，亦是本文作者的外公，直到90多歲，仍然堅持要從屋頂上把雪鏟下來。

屋頂上的雪

當我被媽媽的反應弄得不知所措時，跟表妹聊聊天對我有點幫助。她的爸爸現時也89歲了，是我媽最小的弟弟。媽媽和舅父在一個擁有六個孩子的家庭中長大，他們是在華盛頓州東部一個被山環繞著的小礦鎮上唯一的日本人家庭。我外公說這裡令他想到日本。

我表妹經常說，亞洲人都是這樣的。

他們從不承認自己有困難。

他們不想麻煩別人，或絕對不願求助他人。

他們極度固執己見。

他們被教育要忍讓。我的祖父母於1900年代初期來到美國，那時日裔美國人經歷了很多事情：1924年的《排亞法案》、經濟大蕭條、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拘留營、還有就是對居住在長崎及廣島(我家人的出生地)的平民使用核武裝置。他們的忍耐力在拘留營中被稱為「gaman」，意思是擁有「承受無法忍受的東西的度量」。

以堅忍作為秘密武器雖然很不錯，但是這並不能減輕我對另一樣威脅的憂慮：地毯。幾乎每一篇有關長者生活的文章都說小地毯是絕對不可以放在家中的，他們就像在長者的活動空間放置陷阱一樣，然而我媽的家中卻到處都是小地毯。每當我對她指出它們的危險性時，她堅持說：「我喜歡」，並隨即改變話題。

事實上，這種過度的堅持可能一直都存在於她的DNA中。

我們一家人有時說起外公時也不禁失笑，想起他初來美國時以修建鐵路為工作，活到102歲的他，直到90多歲，仍然堅持要到屋頂上把雪鏟下來。當一個人穿越過隨時可能炸燬的山脈隧道而僥倖活下來後，在暴風雪中攀爬梯子鏟雪算不了什麼大事。

Jean Kubota Cassill在愛荷華大學獲得其藝術碩士學位。她要在中西部上大學是因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日裔美國人被禁止在西岸(她所住的州份)上大學。

讚許她的堅持不懈

我該怎麼辦？要把小地毯扔掉嗎？還是把它們牢牢地黏在地板上？抑或由她去承受任何可能發生的後果呢？老年學專家AllisonHeid在近期一篇紐約時報的文章中提到，社會學家使用「目標不協調」來形容兩代之間對於安全與自理的矛盾。

這個專業名詞稍微安撫了我一點點，但令我最擔憂的事是：媽媽的駕駛技術。

今年年初，她闖了一個紅燈、撞了兩輛車，就連她的車也報銷了，猶幸沒有人受傷。第二天早上，她出去買了一輛新的Prius回來。

專家提醒我們說，放棄駕駛可能是長者最艱難的轉變。我試著懇求她放棄駕駛執照，換來一片寂寥的沉默。

我給弟弟打電話。他用洞察世事的教授口氣跟我說﹕「Sarah，她會去做她想做的任何事情。」而我其實也知道他說得對。即使媽媽生於美國，她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還是因種族原因而被禁止就讀華盛頓大學。但是這並阻止不了她去獲取兩個碩士學位，並在世界著名的克里夫蘭藝術博物館的亞洲藝術部門工作。也許，當你的一生都在不斷擊退偏見，交出車匙則變得太像是承認潰敗。Gaman.

想帶上甚麼

地毯、駕駛、善忘，這些都令人非常困擾，而且正如我跟弟弟坦白的，這一切令我感到恐懼。但是或許我可以將這次的小失誤視為新的一課，繼續嘗試去支持這位頑強、獨立、聰明的93歲日裔美國女性，協助她在取得璀璨的人生成就後能夠安度晚年。

我表妹跟我說，如果我媽媽不記得我告訴過她朋友去世了，也許只是因為她忙著去博物館和電影院、看疑案小說、一個月去做兩次按摩、為她的孫子們做晚餐而一時忘記了。而並不代表她不在乎或聽不到我的說話。相反地，她可能需要空間來適應這種失去，也許她的心不想去接受另一個朋友的離開。

也許，我應該去讚許媽媽的堅持，而不是指責她的選擇。我可以把它當作是媽媽最後想傳遞給我們的一個叫做內在堅毅的禮物，那是一樣值得去嘉許的東西，不應去打擊它。她的力量就是我的力量，我的細胞遺傳自她的細胞。

當十二萬日裔美國人被送到二戰拘留營時，每個人只能攜帶一個手提箱的東西同行。我媽媽想必是知道她不能把一生的所有統統帶到年邁的歲月，而現在她暫時想帶上駕駛及所有的小地毯。她正在面對不可避免的年邁，以自己的方式繼續前進。而我，可以盡最大的努力去傾聽她的想法，去幫助和愛護她，而非對她說教。

Sarah Eden Wallace是一位美籍日裔多媒體記者，現居華盛頓州貝靈漢。她沒有小地毯，寧願每天騎自行車也不想開車。